故宫宋画觅得算盘
“在故宫宋画《清明上河图》上发现了算盘并进行深入的研究，从而将中国算盘的发明时间又前推了三四百年”，被公认为余介石对于中国珠算史研究的一大贡献。
于是，余介石约了好友、著名珠算史家殷长生教授一块来到故宫博物院的古画馆，手举高倍放大镜，隔着玻璃在珍藏着一张张古画的展柜前搜巡、寻觅……突然间，他们的目光同时被定格在宋代名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上，因为他们在该图卷末的赵太丞药铺柜台上，惊讶地发现了类似算盘的东西。
两次挺身领衔上书
1964年7月，由余介石领衔并担任联系人的，由华印椿等16人签名的关于重视珠算教育、改进小学珠算教学大纲、加强珠算师资培养等内容的《16人建议书》上书教育部，当年10月就获教育部“十分敬佩”的回复。
余介石发起的向教育部的上书，感动了教育部。季副部长曾于1964年10月10日以（64）部编（季）字第556号批示：待通过试点，再作通盘考虑。教育部的回复中对余介石教授等表示“十分敬佩”。
十二信函见证珠魂
胡术五之子胡初云提供了余介石写给他的同乡、同学和同行胡术五教授，事关共襄中国珠算大业的十二件信函文物。十二件信函凝珠魂，他们之间几十年矢志不移地将中国珠算事业作为自己毕生的奉献，一北一南鸿雁传书，互激互励、互磋互商、密切合作，取得巨大成就且一直没有间断过，堪称珠坛双杰。更重要的是，这十二件信函文物不但能从一个极具权威性的独特角度上让人们走进余介石的真实世界，成为余介石献身中国珠算事业的有力佐证，而且还能以其第一手史料的严肃性纠正好些中国珠算史上的讹误，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
关于制作算盘辅助工具配件以便在算盘上计算解高次方程核算负数的研究一直是余、胡二人倍加关注的议题。在1964年9月22日的明信片上，余介石除了向胡术五推荐了对此“钻研甚深”的兰大讲师王守义同志之外，并就配件问题详写道：“至于辅助工具配件，各方提出设计很多，主要是速成，问题在于无法制出成品。弟似曾于前岁寄过一些资料与兄，刻下已作了改进，曾个别试教，凡已习珠算加、减，并知九九歌诀的人，一小时内外即能全部掌握任何多位数乘除，不易出错且定位亦易。该工具可以自制(大约半小时可自制一具，最好用木板、木条，但纸板亦可），亦当于下月内做一样品寄上不误。”同信中还询问“尊处通用算盘是否每二档间距离2.4—2.5厘米（北京如此)，乞便调查一下，以便制配件。”如今我们读到这些文字，回想当年两位大教授为珠算改革事业而呕心沥血孜孜不倦的求索情景，令人备加感动，其虚怀若谷、身体力行的做学问精神堪称后人的楷模，中国珠算事业之所以能够有今天的辉煌成就，就是由于中国珠坛上有一大批余介石、胡术五这样的热心人的奋斗；中国珠算事业要夺取明天的辉煌和发展，同样需要越来越多的余介石、胡术五这样的珠坛赤子。
寻觅发现大位故居
余介石将胡术五寻觅到程大位故居的消息，通过日本《珠算界》月刊1968年第109期公之于众，题目为《关于<算法统宗>作者程大位的生殁年代及其故居》。或许因为程大位在日本一直被奉为“算神”的缘故，或许因为程大位的《算法统综》开了日本和算的先河，该刊不但全文译介了余介石的文章，而且还郑重地将余介石写于1966年6月6日的八行笺手稿影印件，及胡术五在程大位故居拍摄到的两帧照片一并发表。余介石的文章中写道：“前月，七旬老人胡术五得程梦樵、邵亦庵二同志协助，知程氏九代嫡孙伟函翁，年八旬，尚健。比偕至率口乡前园村渠东五号程氏故居访晤。翁谓大位旧有墓与碑，在附近之八卦山，因年久失修不复存。乃函其子永萱，命查忌辰簿，知大位为其五十一世祖，殁于1606年。胡老特为大位故居及翁摄影留念。”从此，1966年5月便成为程大位故居发现并公之于世的时间。
其实关于程大位故居的寻觅和程大位生殁年代的查考，在此之前的相当长时间里，一直是余介石与胡术五所倍加关注并孜孜以求的重大课题，幸存于世的12封信件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充足的新鲜证据。从1955年12月1日余介石致胡术五的长信中我们了解到问题提起的缘由，即：余介石当时“受中华书局辞海编辑部委托，审阅辞海未定本中的珠算条目，并补写《程大位》与《算法统宗》两辞条，花了不少时间，致无暇多写信”，“弟因修订辞海珠算条义，发现古算史中问题甚多”，这些问题主要是该信中列出的程大位故居问题，信云：“程大位家居‘率水'(休宁一个小地名，一称率口)刻下是否仍旧?有无改变?是否还能访到他的后裔?”又云：“程家有家谱，藏在北京图书馆，但也只程大位生时年月，即嘉靖1533年4月10日，无卒年。若能查明，也是极可贵史料。京谱名《率口程氏定本宗谱》，隆庆四年1570年编，故不及程氏卒年”。
上述引信说明了余介石因为辞海审阅珠算条目及补写《程大位》和《算法统宗》辞条而将程大位故居及生殁年代问题郑重提起，而早在这封信之前的1955年元月6日的信中，他已提出：“休宁在明代为珠算名城，现存四部大珠算书，程大位《算法统宗》，黄龙吟《算法指南》均刊于休宁。可能休中藏书还有珍本，搁置不用似太可借。兄可否向休中校长建议，可否将之转给有关部门(如文史研究部门)以供利用”。从该信附言中知悉，余介石还随信寄赠胡术五《增删算法统宗》一部。在同年2月3日的信中，余介石又一次写道：“程大位资料仍乞费力代觅，想来或可得程氏宗谱，能查出生卒年(北京有一部系程氏生时编写，只有生年)”。1963年11月15日余介石读向觉明居士藏程大位《算法纂要》并为之撰写后记时，开篇一句就是“珠算古籍，当推吾皖程大位《算法统宗》一书为最著”，足见其时程大位问题已在余介石心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字里行间不乏自己与程大位的“吾皖同乡”之自豪感。而在一封写于正月初五的明信片上，余介石又再一次以急切的文笔写道：“程大位即是休宁人，闻其后人尚在，故居能否设法调查”，足见其时胡术五已辗转调查到程氏后裔尚在并将此信息报告给了余介石，而在另一封信中反映得更明确些：“承查出程大位殁年，甚有价值。此资料当补入兄撰访程氏故居一文中，于下次通讯中刊出”。这篇文章即为后来刊登在《珠算教学研究通讯》油印刊物上的《程大位故居寻觅记》。
含冤去世终获昭雪
1966年6月，一场名为“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从余介石所在的北京拉开了序幕。而此时的余介石正在为寻觅并发现了程大位故居而欣喜若狂，就在他的《关于<算法统宗>作者程大位的生殁年代及其故居》即将在日本《珠算界》杂志发表的前夕，一场致命大祸已经降临在他的身上。1968年春，余介石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被关进所谓“造反派”的牢营，终日在强制监督的专政下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接受劳动惩罚之余，还得书写永远也难以通过的检查交代材料，并不时接受野蛮荒唐的批斗。
这些劳动和批斗对于当时的遭劫者来说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按理说余介石是应该可以挺将过来的。然而“文革”浩劫无奇不有，批斗折磨余介石的主要“理由”之一竟然是他父亲给他取的那个“余介石”的名字。“那么多的名字你不取，为什么偏要取个与‘蒋介石'相同的名字?险恶居心何在?”当造反派们终于抛掷过来这么个荒唐透顶的问题并定下莫须有罪名的时候，余介石受到了意想不到的、大大升级的残酷批斗。67岁的余介石老人每日都被批斗、折磨到深夜12点以后，而余介石的回答却注定是永远也无法通过。于是，余介石终因年事过高、营养极度不良、遭受摧残强度过大而一病不起，但造反派到这个时候却还是惨无人道地不准他就医。迄至病情十分恶化、已到无法治疗时，方准其回家，回家后不久即于1968年12月26日含冤去世。
“在故宫宋画《清明上河图》上发现了算盘并进行深入的研究，从而将中国算盘的发明时间又前推了三四百年”，被公认为余介石对于中国珠算史研究的一大贡献。
1956年的3月，余介石教授正在研究的课题是“中国算盈与珠算的发明时间”的问题。为此，他查阅、研究了许多宋代的典籍，并从郑振铎的《清明上河图研究》一书中得到启发，独辟“古画之中觅算盘”的蹊径。
于是，余介石约了好友、著名珠算史家殷长生教授一块来到故宫博物院的古画馆，手举高倍放大镜，隔着玻璃在珍藏着一张张古画的展柜前搜巡、寻觅……突然间，他们的目光同时被定格在宋代名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上，因为他们在该图卷末的赵太丞药铺柜台上，惊讶地发现了类似算盘的东西。
这可是一个惊人的发现，余介石、殷长生两位教授紧紧抓住不放，通过深入研究，最终在“是算盘还是钱盘”的争议中坚定地确认并证明了“是算盘”。这期间，仅余介石教授为此研究寄给中国“珠坛泰斗”华印椿教授的信件和文稿，就达几十万字之多。这些信件和文稿后来在1981年11月中国珠坛举办第一次中国珠算史研究会之前，由华印椿教授遵其遗愿，代为整理成《余介石教授对于<清明上河图>中有关算盘图形的探讨》的长篇论文，并在会议上宣读，立即在中国珠坛和世界珠坛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在同年的1月，殷长生教授专门约请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高级摄影师，到故宫博物院古画馆拍摄了《清明上河图》古画中的“算盘”特写放大图，终于以雄辩的事实证明了：这件东西确确实实是一架15档中国算盘。这就是说：至少在张择端所在的北宋之前，中国就已经发明和使用了算盘。
两次挺身领衔上书
余介石虽然只是一介书生，然而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极富正义感，敢于为公挺身而出的性情中人。早在“九一八”事变的时候，他就响应《生活》杂志社的号召，以个人名义并联合中等算学研究会会员共同发起募捐活动，共募集到千余元大洋，多次汇往东北等地，支援东北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义勇军。
余介石的这种性情优势，同样在他的珠算生涯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1963年11月15日，由余介石领衔发起、由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和中国数学会在北京召开了“珠算及辅助工具座谈会”。会议重申“珠算仍然是中国民族遗产中重要的科技项目”，必须改革和改进珠算教学。会间产生了由孙克定、余介石、华印椿、殷长生、于振善、曹日昌、马庆忠组成的七人小组工作班子。实际负责人是余介石。这在现代珠算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次学术会议。之后，《人民日报》、《北京晚报》等各大报纸，以《中国数学会召开珠算及辅助工具座谈会》为题，作了报道。此次仅有一天会期约40人参加的会议，却把珠算列入数学议程，专门研究教改，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1964年7月，由余介石领衔并担任联系人的，由华印椿等16人签名的关于重视珠算教育、改进小学珠算教学大纲、加强珠算师资培养等内容的《16人建议书》上书教育部，当年10月就获教育部“十分敬佩”的回复。
1965年7月11日，余介石再度领衔发起并担任联系人的《32人建议书》向教育部再次上书，内容是关于加强珠算教育工作、建立珠算研究组织、编印珠算教学研究期刊和在中国范围内开展珠算教学经验交流活动等。这次上书的32人除了当时和以后活跃在中国珠坛的重要专家学者，还有国内外著名的数学家如熊庆来、华罗庚等人。
余介石发起的向教育部的上书，感动了教育部。季副部长曾于1964年10月10日以（64）部编（季）字第556号批示：待通过试点，再作通盘考虑。教育部的回复中对余介石教授等表示“十分敬佩”。
十二信函见证珠魂
胡术五之子胡初云提供了余介石写给他的同乡、同学和同行胡术五教授，事关共襄中国珠算大业的十二件信函文物。十二件信函凝珠魂，他们之间几十年矢志不移地将中国珠算事业作为自己毕生的奉献，一北一南鸿雁传书，互激互励、互磋互商、密切合作，取得巨大成就且一直没有间断过，堪称珠坛双杰。更重要的是，这十二件信函文物不但能从一个极具权威性的独特角度上让人们走进余介石的真实世界，成为余介石献身中国珠算事业的有力佐证，而且还能以其第一手史料的严肃性纠正好些中国珠算史上的讹误，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
关于编印油印刊物《珠算教学研究通讯》的时间，好多文章都说成是1964年，其实是1955年的事。请看余介石1955年8月27日（有邮戳为证）从北京前门草厂二条甲4号寓所寄给胡术五的明信片的节录：“弟仍治理研究珠算，已与上海、南京、开封三处同志建立通信联系，但他们均有工作，不能如弟之有暇，尚少讨论机会为恨耳。近各方拟合力刊行油印资料，每月约印二、三万字，在弟处办理编印。参加者每季拟收费一元，如约齐五、六十人即可开始，近日已印了一些，是完全由弟负担一切费用的，兹寄上请兄指正。尊处如有对此感兴趣者，便乞一询，各地请自推一联系人负责收费及分发刊物之责，因缺人手，不易分寄，只能寄联系人转发。讨论是以珠算改革、算法教法为主。弟曾偏向历史方面，但注意者绝无仅有，恐不能多印这些资料。”上述引文至少传递出如下几个值得关注的历史信息：1．余介石创办油印刊物《珠算教学研究通讯》的时间是在1955年；2．从余介石创办刊物时，胡术五就是积极的支持者，其后的多封信均谈到刊物事及胡术五为之撰稿并刊登在刊物上；3．开始创办刊物时的“一切费用”和编务均是由余介石一人承担；4．办刊宗旨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这就是该刊一直坚持的“以珠算改革、算法教法为主，以珠算史研究为辅”，很显然这个宗旨在一定时期内是不无意义的；5．在另一封信中，余介石有如下文字：“通讯目前是激发大众的积极性，故弟尽可能不单独署名写稿登出，最好纯为来稿，至多也只与他人联署，”足见余介石为繁荣珠算事业而不计名利的奉献精神与“激发大众”的良苦用心。
关于珠算史的研究，余介石与胡术五的通力求索工作早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就已达到相当的水平。在1955年4月6日的明信片中，余介石有如下一段文字：“闻屯溪旧书店书比较不算少，前两三年有一友购得《新编对相四言》一本（六本只十多页，大约是明版，价只一元多），即过去的看图识字，大约万历年间编的，弟在友处见到此书，其中有‘算盘'两字，旁有一图，九柱，上二珠下五珠。但据日本资料说美国有此书一本，图是上一珠下五珠，为1430年刊，想来是先后刊行，足证算盘构造变革经过。今拟恳兄再为注意一觅，能否找到那种版本（即是上一珠的）。据《文渊阁书目》说还有一本《对相识字》，刊行较早，如能也有算盘图，亦烦一并注意。万一侥幸找到此种上一珠的算盘，则价虽高亦烦代购，或代在照相馆将该图照一张二寸相片，惠下为感(即使能找到，亦请先照一相，以防万一邮寄遗失）。”而在1955年8月27日的明信片上，余介石又一次写上：“旧珠算书（石印木板之类）便乞在屯留意，此等书可遇不可求，不必急急也。”待到1964年正月初五的明信片中，余介石终于和盘托出自己的大胆假说，他写道：“弟认为在现行算盘前应有上一珠下五珠的一种（后有上一下四的，与《数术记遗》所载不同。）”而在这些信件中我们同时也可以间接地了解到，为了珠算史研究，胡术五在徽州各地遍觅珠算古籍几至废寝忘食地步的动人情景。现在，那部《对相四言杂字》的看图识字的儿童读物已经成为“最早绘有算盘图的图书”的有力佐证，上一下五珠算盘的假说也已被福建漳浦县出土的明代算盘实物所证实。
关于制作算盘辅助工具配件以便在算盘上计算解高次方程核算负数的研究一直是余、胡二人倍加关注的议题。在1964年9月22日的明信片上，余介石除了向胡术五推荐了对此“钻研甚深”的兰大讲师王守义同志之外，并就配件问题详写道：“至于辅助工具配件，各方提出设计很多，主要是速成，问题在于无法制出成品。弟似曾于前岁寄过一些资料与兄，刻下已作了改进，曾个别试教，凡已习珠算加、减，并知九九歌诀的人，一小时内外即能全部掌握任何多位数乘除，不易出错且定位亦易。该工具可以自制(大约半小时可自制一具，最好用木板、木条，但纸板亦可），亦当于下月内做一样品寄上不误。”同信中还询问“尊处通用算盘是否每二档间距离2.4—2.5厘米（北京如此)，乞便调查一下，以便制配件。”如今我们读到这些文字，回想当年两位大教授为珠算改革事业而呕心沥血孜孜不倦的求索情景，令人备加感动，其虚怀若谷、身体力行的做学问精神堪称后人的楷模，中国珠算事业之所以能够有今天的辉煌成就，就是由于中国珠坛上有一大批余介石、胡术五这样的热心人的奋斗；中国珠算事业要夺取明天的辉煌和发展，同样需要越来越多的余介石、胡术五这样的珠坛赤子。
寻觅发现大位故居
在余介石、胡术五合力研究中国珠算史的成就中，“寻觅并发现了明代珠算宗师程大位的故居并向世界宣布”堪称重大贡献。这不仅是因为对于这么一位写出“风行宇内”的珠算巨著《算法统宗》的、曾经显赫一时的伟大珠算家程大位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几乎成为被遗忘的角落，而且更因为程大位故居的发现和对程大位的研究，更可以成为“算盘和珠算术是中国发明的”论断的有力证据。
余介石将胡术五寻觅到程大位故居的消息，通过日本《珠算界》月刊1968年第109期公之于众，题目为《关于<算法统宗>作者程大位的生殁年代及其故居》。或许因为程大位在日本一直被奉为“算神”的缘故，或许因为程大位的《算法统综》开了日本和算的先河，该刊不但全文译介了余介石的文章，而且还郑重地将余介石写于1966年6月6日的八行笺手稿影印件，及胡术五在程大位故居拍摄到的两帧照片一并发表。余介石的文章中写道：“前月，七旬老人胡术五得程梦樵、邵亦庵二同志协助，知程氏九代嫡孙伟函翁，年八旬，尚健。比偕至率口乡前园村渠东五号程氏故居访晤。翁谓大位旧有墓与碑，在附近之八卦山，因年久失修不复存。乃函其子永萱，命查忌辰簿，知大位为其五十一世祖，殁于1606年。胡老特为大位故居及翁摄影留念。”从此，1966年5月便成为程大位故居发现并公之于世的时间。
其实关于程大位故居的寻觅和程大位生殁年代的查考，在此之前的相当长时间里，一直是余介石与胡术五所倍加关注并孜孜以求的重大课题，幸存于世的12封信件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充足的新鲜证据。从1955年12月1日余介石致胡术五的长信中我们了解到问题提起的缘由，即：余介石当时“受中华书局辞海编辑部委托，审阅辞海未定本中的珠算条目，并补写《程大位》与《算法统宗》两辞条，花了不少时间，致无暇多写信”，“弟因修订辞海珠算条义，发现古算史中问题甚多”，这些问题主要是该信中列出的程大位故居问题，信云：“程大位家居‘率水'(休宁一个小地名，一称率口)刻下是否仍旧?有无改变?是否还能访到他的后裔?”又云：“程家有家谱，藏在北京图书馆，但也只程大位生时年月，即嘉靖1533年4月10日，无卒年。若能查明，也是极可贵史料。京谱名《率口程氏定本宗谱》，隆庆四年1570年编，故不及程氏卒年”。
上述引信说明了余介石因为辞海审阅珠算条目及补写《程大位》和《算法统宗》辞条而将程大位故居及生殁年代问题郑重提起，而早在这封信之前的1955年元月6日的信中，他已提出：“休宁在明代为珠算名城，现存四部大珠算书，程大位《算法统宗》，黄龙吟《算法指南》均刊于休宁。可能休中藏书还有珍本，搁置不用似太可借。兄可否向休中校长建议，可否将之转给有关部门(如文史研究部门)以供利用”。从该信附言中知悉，余介石还随信寄赠胡术五《增删算法统宗》一部。在同年2月3日的信中，余介石又一次写道：“程大位资料仍乞费力代觅，想来或可得程氏宗谱，能查出生卒年(北京有一部系程氏生时编写，只有生年)”。1963年11月15日余介石读向觉明居士藏程大位《算法纂要》并为之撰写后记时，开篇一句就是“珠算古籍，当推吾皖程大位《算法统宗》一书为最著”，足见其时程大位问题已在余介石心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字里行间不乏自己与程大位的“吾皖同乡”之自豪感。而在一封写于正月初五的明信片上，余介石又再一次以急切的文笔写道：“程大位即是休宁人，闻其后人尚在，故居能否设法调查”，足见其时胡术五已辗转调查到程氏后裔尚在并将此信息报告给了余介石，而在另一封信中反映得更明确些：“承查出程大位殁年，甚有价值。此资料当补入兄撰访程氏故居一文中，于下次通讯中刊出”。这篇文章即为后来刊登在《珠算教学研究通讯》油印刊物上的《程大位故居寻觅记》。
从一封盖有2月17日北京邮戳的大概写于“三反、五反”运动之后的明信片中有一段文字：“弟闭居逾半年，除间因学习去院外（五反后期老教师免予参加未去），在家研究珠算史及高级计算法（如负数计算、解方程之类），并常去北京图书馆查阅古珠算书，颇感兴趣。珠算为祖国科技普遍流行，惜一直墨守成规，不但无所阐发，即古法亦尚未为刻下所通晓。日人研究甚力，材料颇富，弟拟最近学习日文（弟十二、三岁一度读过，已逾半个世纪完全遗忘），继续学习。日本名数学史家三上议夫，称中国算盘从罗马传来，近年日人某教授因珠算史得博士学位，极为日人所推崇，其论达一千余页搜罗甚广，其中论中国算盘部分已译成英文向世界传播。弟觅得一册，已详细阅过，并在各图书馆翻阅了有关资料，觉得文多舛谬，理应纠正，稍暇拟写一文驳斥。但向外交流资料须有关部门核定，尚不知能否邀准耳”。后来的情况是，他不但写了而且还写了两篇，这就是《关于算盘起源的臆说》和《论珠算发展并同山崎与右门商榷》两篇论文。这封信说明了余介石与胡术五奋力寻觅程大位故居与生殁年代的动因，至此有了质的升华，已从最初阶段的“珠算兴趣”上升到“纠正舛谬驳斥臆断为中国发明算盘的史实提供有力论据”的高级阶段，其间充溢着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实在感人肺腑。
含冤去世终获昭雪
1966年6月，一场名为“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从余介石所在的北京拉开了序幕。而此时的余介石正在为寻觅并发现了程大位故居而欣喜若狂，就在他的《关于<算法统宗>作者程大位的生殁年代及其故居》即将在日本《珠算界》杂志发表的前夕，一场致命大祸已经降临在他的身上。1968年春，余介石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被关进所谓“造反派”的牢营，终日在强制监督的专政下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接受劳动惩罚之余，还得书写永远也难以通过的检查交代材料，并不时接受野蛮荒唐的批斗。
这些劳动和批斗对于当时的遭劫者来说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按理说余介石是应该可以挺将过来的。然而“文革”浩劫无奇不有，批斗折磨余介石的主要“理由”之一竟然是他父亲给他取的那个“余介石”的名字。“那么多的名字你不取，为什么偏要取个与‘蒋介石'相同的名字?险恶居心何在?”当造反派们终于抛掷过来这么个荒唐透顶的问题并定下莫须有罪名的时候，余介石受到了意想不到的、大大升级的残酷批斗。67岁的余介石老人每日都被批斗、折磨到深夜12点以后，而余介石的回答却注定是永远也无法通过。于是，余介石终因年事过高、营养极度不良、遭受摧残强度过大而一病不起，但造反派到这个时候却还是惨无人道地不准他就医。迄至病情十分恶化、已到无法治疗时，方准其回家，回家后不久即于1968年12月26日含冤去世。
1983年4月，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作出决定，为余介石教授洗去冤屈、平反昭雪。同年7月26日，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余介石教授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悼词中说：“余介石他的科研论著对中国的珠算改革、使用和推广起了积极作用……他对中国数学教育工作的推动和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作出了积极贡献，因而在中国数学界享有相当声望。”
(轉載来源于www.hud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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